陈连山谈谈南北端午节的异同

原文发表于《文史知识》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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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张择端《金明争制标准图》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 然而,端午节习俗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南北之间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端午节的时令食品是粽子。 北方的粽子多是甜的,素馅的,南方也有咸肉粽的。 南方的端午节有很多赛龙舟的活动,但过去在北方很少见。 直到最近几年,一些划船比赛才从南方引进。 那么,各地端午节有哪些共同点呢? 有什么不同? 如何理解这些差异?

共同的时间想象

所谓节日,就是一年中那些具有特殊性质的日子。 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节日的天然属性,而是人们基于文化观念赋予节日的特殊性。 《礼记·月令》说,盛夏(即五月)之月是:“是日渐长之月,阴阳相争,生死有别”。 郑玄注:“阳强则阴将升,分则半。” (阮元十三经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370页)这段话的意思是:五月有夏至,阳气盛,阴气始归,阴阳二气战斗激烈,众生各半。 可见,在古人眼中,五月是非常危险的。

普通百姓根据现实生活经验发现,五月气温骤然升高,各种毒虫活动加剧,疾病增多,直接威胁人类健康安全。 因此,五月初五被古人视为“邪月邪日”。 虽然各地端午节习俗差异很大,但习俗背后对端午时间本质的想象是高度一致的。 例如,山东省烟台长岛县的人们仍把五月称为“凶月”、“不吉利月”,认为不吉利。 浙江省嘉兴地区平湖县的人们也认为五月是凶月。 正因为有这样的时间观念,为了保证端午节顺利过去,人们创造了各种可以驱邪保健康的民俗活动。

将客观日期划分为吉利或凶吉,并将五月初五称为“凶月凶日”,当然是不科学的,似乎有点迷信。 然而,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 因为一年365天物理性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没有上述想象,生活就会每天都一样,生活就会变得单调无趣。 既然称端午节为“邪月邪日”是一种生活艺术,那么它不属于科学领域。 因此,我们不能用科学来衡量它、要求它,更不能用科学来批判它。 生活既需要科学,又需要艺术。 科学让生活变得理性,艺术让生活变得有趣。

两个共同的习俗

基于对5月5日大自然的共同想象,北方和南方的端午节习俗大多一致。

由于端午节是阳气极其旺盛的日子,人们相信此时各种药物的药性最强,从而形成了端午节采药的习俗,流行于全国各地。 宋代陈元良所著《岁食广记》断定,宋代及以前端午节期间采集的药物有20余种。 目前,常见采集艾草、菖蒲泡水洗澡、洗发,或晒干点燃熏虫。 最有趣的当然是蟾蜍制药公司。 明清时期,北京太医院每逢端午节都会大张旗鼓地去南海子捕捉蟾蜍,用来制作紫金锭。 此药具有祛瘟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 所有的医院都这样做,老百姓自然也会这样做。 在湖北十堰山区,我看到人们在端午节早上捉蟾蜍,把它们绑起来,把墨锭塞进蟾蜍嘴里,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老乡告诉我,用这种墨棒涂抹皮肤可以治疗疔疮。 可能是因为抓蟾蜍的人太多,端午节期间普通的蟾蜍很难见到。 因此,当地还流传着“端午节蟾蜍躲——躲一天算一天”的寓言说法。 在浙江嘉兴捕获了一只蟾蜍,绑在它的一条腿上,让它在炉子上爬行。 据说炉子上就不会出现蚂蚁和蟑螂了。

消除“五毒”是端午节常见的习俗。 所谓五毒一般是指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有的地区五毒中有蜘蛛,但没有壁虎)。 蝎子、蜈蚣、蛇、蜘蛛都有毒,蟾蜍有微毒。 壁虎没有毒,但遇到危险时会切断尾巴逃跑。 据说,如果它的尾巴掉进人的耳朵里,就会导致耳聋。 五月,气温十分炎热,这些毒虫的活动加剧,很可能危害人类。 每逢端午节一般都有预防或消除五毒的活动。 一是剪纸,剪出五毒的形状,贴在窗户或墙壁上。 有时直接是剪刀杀五毒或者针刺五毒。 二是给小孩子做豆毒,上面绣有五毒图案。 三是吃所谓五毒菜、五毒糕的人。 江苏五毒蔬菜分别是韭菜、茭白、黑干、银鱼、虾米。 北京的五毒糕,甜糕的表面印有五种毒图案。 吃这些食物象征着五毒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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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作的五都糕

端午节用雄黄酒也很常见。 一般用雄黄酒涂抹儿童五官。 最有趣的是用毛笔蘸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写下“王”字。 “王”字代表百兽之王——老虎。 这种习俗与过去给孩子穿虎头鞋、戴虎头帽是一样的。 希望老虎能驱走妖魔鬼怪和各种毒虫,保护儿童。 雄黄酒的另一种用法是在墙角或地面上喷一小口,可以驱除屋内的毒虫。

挂艾草、菖蒲也是端午节习俗,一直流传到全国各地。 艾草、菖蒲是香气浓郁、药用功效的植物,端午节前后生长茂盛。 人们把它们挂在门窗上,以驱虫避邪。 有的地区还添加桃枝和新鲜大蒜,两者也能辟邪。 艾草和菖蒲可以辟邪。 据说,因艾叶如古齿旗,菖蒲叶如剑,故合称“艾其普剑”。 桃树是古代神话中掌管鬼怪的屠神和玉垒两位神仙居住的地方,所以人们认为桃枝可以辟邪。 蒜头的形状类似于神灵使用的锤子,天然就被赋予了辟邪的功能。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民俗中“邪气”的概念。 古人对疾病的成因了解有限,常称其为邪灵。 艾草、菖蒲和大蒜都有药用价值,而且它们能辟邪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邪灵的第二个含义是信仰。 人们又把各种妖魔鬼怪的威胁称为邪灵。 生活中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对健康有害。 人们害怕他们,认为他们是怪物、妖怪。 端午节等辟邪习俗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恐惧,得到精神安慰,也是合理的,对生活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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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郎世宁《无瑞图》

缠五彩线、佩香囊是端午节民间常见的装饰习俗。 过去,每逢端午节早晨,家家户户都会将红、黄、蓝、白、黑五色线编成五色线,缠在孩子的手腕或脚踝上。 意思就是让孩子保持健康。 香囊是一种装有香料或药材的小装饰袋。 端午节时,孩子们把它挂在胸前。 它还用于保健和辟邪。

端午节最重要的时令食品是粽子。 古代称粽子为角黍。 里面装满了小米(黄米),并装饰着一些枣子和栗子。 小米和枣子都是典型的北方农作物,所以我推测吃粽子本来就是起源于北方的习俗。 后来,这个习俗就传到了南方。 由于南方不产小米,就用同样具有粘性的糯米来代替,但仍沿用“粟米”这个名字。 这就像起源于南方的过年放鞭炮的习俗一样。 原本是直接烧竹子,发出一声巨响。 当它传到缺乏竹子的北方时,发展到用纸包火药来制作鞭炮,并继承了鞭炮之名。 现在北方很少种小米,包粽子就得用糯米。

南北端午习俗的三大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理环境完全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当地历史传统也不同。 因此,北方和南方的端午习俗有以上共同点,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赛马是全社会参与的大型节日习俗,但南北在这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南方河流众多,船只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因此,南方地区,特别是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很早就有龙舟竞赛活动。 但在缺水的北方,基本上没有渡船比赛。 作为端午节的一部分,赛跑原本是为了辟邪、避免灾难。 但后来发展出了纪念先贤(包括屈原、伍子胥、曹娥)的道德意义。 湖北秭归是屈原的故里,湖南汨罗是屈原投江的地方。 当地传说屈原于5月5日投江自杀。赛舟起源于人们划船救屈原或打捞屈原尸体。 吃粽子被解释为用粽子喂养水生动物,以防止它们争夺人们给屈原的祭品或伤害屈原的身体。 由于屈原是古代伟大的诗人,在文人和政府的支持下,这个传说被大力宣扬,北方也慢慢接受了这些传说。 近年来,北方一些地区也从南方引进了龙舟竞赛,增添了节日气氛。

另一个区别是粽子。 北方的粽子一般都是甜的,而南方除了甜粽子外,还有咸肉粽子。 形状上也有差异。 北方的粽子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的,南方有长形的所谓“枕头粽”。 叶子的包装也有差异。 南方的粽子是用竹叶包成的,有独特的香气。 北方没有竹子,多用芦苇叶。

第三个区别是时令食品品种的多少。 端午节期间,北方的物产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时令食品的数量有限,主要是粽子、鸡蛋、煮蒜等,相比之下,南方的物产就丰富得多。 江南地区普遍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鸭蛋、雄黄酒五种原料。 高邮、扬州等地居然有所谓的“端午十二红”——咸鸭蛋、火腿、炸虾、红烧鸭、苋菜、雄黄酒、黄鱼、玫瑰沙(糖)、月季花、石榴花、樱桃、枇杷。 基本上它们是红色或黄色。 据说之所以是十二红,不是十一红,也不是十三红,是因为十二代表一年十二个月。 如果在端午节吃十二个红,就能保佑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事事顺利。

四端午习俗的地方差异是人们自由创造的结果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北方和南方对于五月初五的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基本的风俗习惯也是相同的。 然而,仍然存在许多差异。 差异的原因包括:

一是地理环境因素。 南方河流众多,因此发展了渡河的习俗。 北方缺水,很难发展摆渡比赛。 即使该种族从南方传入北方,受限于自然条件,也无法广泛发展。 南方产箬竹,其叶可包粽子。 如果北方没有竹子,就只能从南方运来,或者用当地新鲜的芦苇叶。 这些地理因素决定了南北端午节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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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吴廷辉《龙舟获奖》

二是当地历史因素。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当地历史和当地名人。 屈原生于湖北,卒于湖南,所以这两个地区都用屈原的死来解释端午节习俗的起源。 苏州是古代吴国的都城,因此冤死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手中的伍子胥就成了苏州人解释吴国起源的工具。后世的端午赛跑。 浙江端午赛马起源的传说原本是为了纪念伍子胥,但东汉汉安二年(143年)发生了一件轶事:参加端午祭祀的曹旭潮神伍子胥不幸死于潮水中,尸体不知所踪。 女儿曹娥为了寻找父亲的尸体,投河自尽。 五天后,曹娥怀里抱着父亲的尸体从河里漂了出来。 后来,曹娥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因此,当地人解释说,这个赛跑的起源是为了纪念著名的孝女曹娥。

可见,端午节习俗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而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思想和当地资源不断创造的结果。 人类是节日民俗的主体,节日民俗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庆祝节日的方式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当然,节日民间传说的创造并不是随意的。 由于节日民俗是社区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个人的创作需要得到集体的认可和接受。 只有那些符合公众意愿的创作,才能成为新的节日民俗、新的集体认同的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